圖①：王澤山在實驗室指導學生。 　　朱志飛攝 　　圖②：侯云德在指導實驗。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供圖 　　制圖：張芳曼

“獲獎是莫大的鼓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人有責，我會繼續為創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藥成果而努力”

王澤山

讓火炸藥世界領先

本報記者劉詩瑤

1月8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學教授王澤山走上了201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領獎臺。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精神依然矍鑠。

他60多年來專注于研究火炸藥，帶領團隊發展了火炸藥的理論與技術，突破了多項世界性的瓶頸技術，一系列重大發明應用于武器裝備和生產實踐，為我國火炸藥從跟蹤仿制到進入創新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書寫了我國火炸藥實力進入世界前列的傳奇。

“關于火炸藥，需要加深認識和亟待攻克的難題還有很多”

行業里的人尊稱王澤山為“火藥王”，他卻自謙地說：“那是因為我姓王。”

黑火藥是現代火炸藥的始祖，也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火炸藥是一個國家國防實力的重要體現，然而近現代以來，我國的火炸藥技術卻遠遠落后于西方大國。王澤山通過現代技術，將中國人發明的火藥在效能、工藝方面推進了一大步，使中國古老的發明重新綻放出新的活力。

王澤山出生時，家鄉東北已被日軍占領，他從小就將“強國方能御侮”的道理銘記于心。1954年，19歲的王澤山懷揣著強國夢報考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選擇專業時，他出人意料地選擇了一個“大冷門”——火炸藥專業。不少考生嫌棄這個專業過于基礎、枯燥和危險，王澤山卻毫不懷疑自己的選擇：“國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而火炸藥領域是有國家戰略意義的。”從那時起，火炸藥研究就成了他的畢生追求。

歷經數十年鉆研，王澤山在含能材料工程領域獲得多項重大研究成果，成為我國火炸藥學科帶頭人。

上世紀80年代，他首創了火炸藥資源化系列再利用技術，為消除廢棄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術支撐，是我國火炸藥領域軍民融合道路的開拓者，該技術獲得199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自上世紀90年代起，王澤山通過研究發射藥燃燒的補償理論，發明了低溫感含能材料，并解決了長貯穩定性問題，顯著提高了發射藥的能量利用率，該技術獲得1996年度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

彼時，成為“雙冠王”的王澤山已經61歲了。“別人都勸我功成身退，但我的生活早就跟科研分不開了。”王澤山說，“每次獲獎既是榮譽，更是激勵和召喚。關于火炸藥，我們需要加深的認識和亟待攻克的難題還有很多。”

在達到退休年齡后的20年里，王澤山利用自己創立的裝藥新技術和相應的彈道理論，研發出了具有普遍適用性的遠射程與模塊裝藥技術。依照他獨創的補償裝藥理論和技術方案，火炮用一種裝填模塊即可覆蓋全射程，從而大幅度地提升了遠程火炮的打擊能力。從此，我國火炮的射程提高20%以上，或最大發射過載降低25%以上，彈道性能全面超過其他國家的同類火炮。該項技術獲得2016年度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

“秘訣是用‘科學’指導科研工作”

人人都好奇，王澤山為什么總能創新?

“我的秘訣，就是用‘科學’指導科研工作。”王澤山將這個“科學”概括為：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

“做研究首先要有科學精神。”王澤山說，除了為國擔當的高度責任感，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還要敢于超越、精益求精。

“科學態度就是科研上不使巧勁，不追求短平快的項目。還要能堅持，遇到困難絕不動搖。”王澤山說，有一些很“聰明”的同事，經常提出一些新的、似乎有價值的觀點，經常在研究高峰期間，突然提出更“動人”的見解和新的方向——他們“立志”快、轉變快，結果往往一場空。

關于科學方法，王澤山有一番獨特的心得。王澤山說，他的選題原則是“客觀需要、國際前沿、有能力解決”。

其次，王澤山看重“求本”(追求本質)的思維方法，即注意在眾多方面因素中，找到事物的核心，透過現象看本質。學生孫金華說，王澤山帶領學生做研究時，反復叮囑他們不能流于表面。對于在實驗中獲取的各類數據，他都會親自核對、仔細分析，不會忽略、放過任何一個細微變化。

王澤山還強調，遇到問題要多問幾個“為什么”。“問過和思考過后，一方面認識的范圍擴大了，另一方面是對問題的理解也愈加集中和深入了。”王澤山說，“為什么”之后，過程往往還沒完結，這時還要問“它還存在什么問題?”“能不能比它還好?”“怎么做才能比它還好?”在“為什么”的基礎上，上升到“怎么做”的層次。

“我這一輩子只想做好一件事”

“王老師好像永遠不知疲倦。”他身邊的人這樣說。王澤山家里的燈是最早亮、最晚滅的。只要沒有特殊安排，他都會在晚上9點半左右休息，凌晨兩三點起來工作。他通常上午9點到辦公室，和同事、學生商量事情。午飯后稍微休息一下，起來繼續工作。

王澤山空閑的時間也都在思考。因為一邊思考一邊走路，他還鬧出過不少進錯樓、跑錯房間、錯乘火車鋪位的笑話。有時，他的夫人為他倒好了咖啡，他卻因為入神思考而忘記喝掉，夫人不得不把咖啡熱了一次又一次。

生活里“爭分奪秒”，他卻舍得扔大把時間在試驗場。即使已經80多歲，王澤山一年還是有近一半時間在試驗場。冬天在內蒙古靶場做實驗，氣溫零下幾十攝氏度，高速攝像機都“罷工”了，王澤山還和團隊一起駐守。他說，這樣既是為了能準確收集一手數據，也是為了確保整個實驗過程安全有效。

“火炸藥研究已融入我的一生，我這一輩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別的我也做不來。”王澤山說：“這次獲獎，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人有責，我會繼續為創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藥成果而努力!”

“學習病毒學、研究病毒學，目的就是要預防和控制病毒，為人類病毒學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

侯云德

不給病毒可乘之機

本報記者馮華

侯云德是誰?201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名單公布后，不少人都發出了好奇的一問。

同樣的問題，60年前也有人問過。當時，蘇聯《病毒學雜志》的編輯特意詢問：“侯云德是誰?”不怪編輯好奇，這位中國留學生在蘇聯學習的3年半時間，發表了17篇學術論文，更直接越過副博士，被原蘇聯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醫學科學博士學位。

作為我國分子病毒學和基因工程藥物的開拓者，侯云德說：“認識世界的目的應當是要改變世界，學習病毒學、研究病毒學，目的就是要預防和控制病毒，為人類病毒學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

“新甲流疫苗，打一針就夠了”

2008年，侯云德79歲。這一年，他被國務院任命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

那時，距離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過去5年，侯云德卻記憶猶新，“‘非典’來得太突然，我們沒有準備，防控體系太薄弱了。傳染病防控絕對不能輕視!”

本該頤養天年的年齡，侯云德擔負起我國現代傳染病防控體系頂層設計的重任。他帶領專家組，設計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兩率”和應對重大突發疫情的總體規劃，主導建立了舉國體制協同創新的傳染病防控技術體系，全面提升了我國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戰很快來臨!

2009年，全球突發甲流疫情，國外死亡上萬人。在國務院領導下，我國成立了由衛生部牽頭、38個部門組織的聯防聯控機制，侯云德作為專家組組長，針對防控中的關鍵科技問題，開展多學科協同攻關研究。

當時，我國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注射兩劑，侯云德則提出不同觀點：“新甲流疫苗，打一針就夠了!”最終，這一方案大獲成功，世界衛生組織也根據中國經驗修改了“打兩針”的建議。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國取得了“8項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據清華大學第三方系統評估，我國甲流的應對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國的發病率與病死率，減少2.5億人發病和7萬人住院;病死率比國際低5倍以上。

此外，侯云德還提出了應對突發急性傳染病的“集成”防控體系的思想。“MERS、寨卡等病毒在我國都沒有流行起來，H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國在傳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已進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為這一體系的總師，功不可沒。”國家衛計委科教司監察專員劉登峰表示。

“科研成果如果都能變成防控藥品該多好”

侯云德是一位科學家，更是一名戰略科學家。

“中國干擾素”之父是業內不少人對侯云德的尊稱。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瑞士等國的科學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擾素制備成治療藥物，很快成為國際公認的治療肝炎、腫瘤等疾病的首選藥，但價格極為昂貴。

侯云德敏銳地捕捉到基因工程這一新技術，他帶領團隊歷經困難，終于在1982年克隆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人α1b型干擾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國首個基因工程創新藥物——重組人α1b型干擾素，這是國際上獨創的國家Ⅰ類新藥產品，開創了我國基因工程創新藥物研發的先河。此后，侯云德帶領團隊又相繼研制出1個國家Ⅰ類新藥(重組人γ干擾素)和6個國家Ⅱ類新藥。

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沒有固守書齋，不僅主導了我國第一個基因工程新藥的產業化，更推動了我國現代醫藥生物技術的產業發展。

“我現在還記得，26年前，侯云德先生指著一抽屜的論文對我說，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通過規模化生產變成傳染病防控藥品，該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程永慶回憶，那時缺醫少藥，很多藥都需要進口，而且價格高昂。

一年后，在一間地下室里，當時60多歲的侯云德創立了我國第一家基因工程藥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就這樣，侯云德主導了我國第一個基因工程新藥的產業化，將研制的8種基因工程藥物轉讓10余家國內企業，上千萬患者得到了救治。“那時的干擾素藥品100%進口，一個療程要花兩三萬元。現在的干擾素90%是國產的，價格大幅下降。”程永慶說。

“雙鬢添白發，我心情切切，愿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

“侯老師能夠做出方向性的判斷，靠的是長期以來扎實的積累。”侯云德的學生、中國醫科院病原所所長金奇研究員告訴記者，盡管已是89歲高齡，但侯老師的勤奮，很多年輕人都比不上。

“侯老師每天都會關注國內外病毒學的最新動態，并且親自翻譯、撰寫，送給相關部門領導和同事參閱。每期都有上萬字，兩周一期，已經寫了200多期。”金奇說。

在學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無私的。在做干擾素研究的初期，試劑緊缺，都是他自己從國外背回來的，但其他同事如果有需要，他二話不說就會分享給大家;上世紀80年代初，他的實驗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術，不少人到他的實驗室取經，他也樂于分享。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黨委書記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員說，盡管創造的經濟效益數以億計，但侯先生對生活的要求非常低，“生病住院，他也從來不跟組織提任何要求，有時輸完液已經晚上8點了，還要自己回家做飯吃。”

今年89歲的侯云德，盡管動過兩次大手術，但看起來仍然精神抖擻。耄耋之年，他曾賦詩一首以明其志：“雙鬢添白發，我心情切切，愿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