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鏟除“牌照產業”土壤，不是不要審批，而是要摒除審批和監管中長期存在的忽冷忽熱、畸輕畸重、一哄而起、一喝而散的各種隨意行為。

近日與內地好友聊天時，談到一些地方暫停了小貸公司設立審批、有二十幾家第三方支付機構被停掉，市場存量服務機構在逐漸減少，而保險公司獲準設立數目自2017年以來幾乎是寥若晨星。相對應的就是有關牌照”一照難求”，價格“一路看漲”。小貸公司牌照價格上升，第三方支付牌照價格已由數年前的幾千萬漲到現在的數億甚至更多，如2017年12月25日，上市公司新力金融(600318.SH)擬以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方式購買擁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海科融通100%股份，交易對價暫定約為23.9億元。其他金融牌照的申請也都變得愈發不易，已有的牌照價格上漲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因此，好友說中國有個“牌照產業”，因為投資于牌照的申請、交易的回報要遠高于其他一些領域的回報。當然，這里所說的“牌照產業”并不指可計入GDP統計的產業，而是指在中國經濟活動中所特有的一種經濟現象。

在中國，絕大部分金融資源掌握在獲審批的金融機構手中，故這些機構的資源配置導向及配置方式既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結構及增長效率，又關系到金融風險的集聚程度、規模以及呈現方式。如據銀監會數據，截至2017年11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總資產規模約244.44萬億元，而據網貸之家數據，截至2017年11月底，P2P網貸行業貸款余額僅為12007.45億元，與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規模及貸款規模比只是一個微小的比例。由這些數字不難看出:正式獲牌照金融機構與此外的金融平臺機構對經濟生活的影響及可能帶來的風險隱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金融牌照為何有價值？

中國是一個從沿用了多年前蘇聯經濟管理模式走向市場經濟方向的國家，規范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法律基礎是大陸法系，幾乎所有涉及公眾服務的方面都奉行審批體制和機制，辦學校、辦幼兒園要審批，開醫院、開診所要審批，開設金融機構更有包括資本約束在內的多重設立審批要求，準入門檻變得更高。而審批機構在具體審批時考慮提升市場競爭性及市場效率的成分并不會很多，反倒更多考慮的是所謂的市場布局、對市場的呵護及行政權力的運用。除了準入審批，審批機關還有對獲牌照機構的日常經營監督和干預的權力。

牌照之所以有價值，一是因為有門檻壁壘;二是審批機關在牌照量上從來都是從緊控制;三是一旦進入獲準領域就可分享因某些行政上的保護或呵護所帶來的行業利益，更多地獲得因市場競爭不足所帶來的固有利益;四是可在一定條件下攫取某些市場資源為己所用。在申請與不申請間做比較，不申請的機會成本將會更大，因此獲得牌照和交易牌照成為投資者聚焦的領域也再自然不過。而由于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不足及存在著無限邊際、無限潛力的特點，更會成為各種資本的群雄逐鹿之地，這也是為什么中國金融資產規模急劇膨脹、金融業盈利規模已占中國全行業盈利一半以上的一方面制度原因。

中國金融為何會“脫實向虛”？

一個時期以來，金融業“脫實向虛”幾乎是千夫所指，被斷定為是釀成中國金融風險的重要源頭。

所謂“脫實向虛”只是金融業活動的一種現象，金融機構參與經濟活動的主要方式無非兩種：一是對其他經濟部門提供投融資服務，二是在金融體系內部不同組織間通過不同金融資產的交易向市場注入流動性。而金融行為都是對他方貨幣資產付出成本后的一段時間獲利占用，故追求效率、追求收益最大化將永遠是金融資源的根本動力和目標，中外概莫如此。

而中國金融業出現所謂“脫實向虛”問題，原因就要復雜一些。

一是過去多年我們一直把發展金融業當成一個極為重要的經濟發展目標，近些年辦金融越來越多成為眾多企業體現經營實力的標志，但能提供的基本上都是同質化的服務，金融機構只能圍繞一些中低端服務打轉，獲利的空間始終有限，因此金融機構不得不絞盡腦汁地尋求突破獲利空間。

二是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出現了“應該實的不實”的產業現象，房地產業多年一枝獨秀，成了社會資本競相競逐的領域，其他一些傳統產業則逐漸成為資本的“棄兒”。因缺乏資金支持無法實現產業升級，這些行業也逐漸變成金融機構眼中低效率、高風險行業，這也應是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以提出要強化實體經濟吸引力和競爭力的深層次原因。受盈利指標、風險指標的考核約束，金融機構的金融資源也只能同其他資本一樣，進入到那些所謂風險低、收益穩定的行業，比如房地產業。截至2017 年 6 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 114.57 萬億元，房地產貸款余額則為 29.72 萬億元。在近些年全球流動性泛濫、國內監管環境趨于松軟、金融機構金融資源配置渠道難以拓寬的背景下，國內金融機構的確開始在金融體系內部玩起了錢生錢的游戲，而且還玩得花樣百出、不亦樂乎，也使中國經濟活動出現了“不該虛的過虛”的現象。

這些都說明，中國金融業出現“脫實向虛”問題，有些板子可以打到金融業身上，有些則不能把賬算到金融業頭上，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絕大部分金融資源是通過牌照獲審批的那些金融機構配置完成的，而這些金融機構的資源配置不僅要考慮與產業導向相吻合，還要受到監管機構的監督和引導，因此更需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尋找原因，以求從根本上形成解決問題之道。

而從以往的金融機構監督管理經驗上看，靠審批是批不出市場效率的，講布局也未必能講出市場安全，時緊時松、左搖右擺的產業監管政策常常更會埋下經濟風險、金融風險的隱患。而那些帶有極強功利目的獲準進入市場的金融資本，會千方百計地繞過或突破監管羈絆，渾水摸魚，伺機興風作浪，對此類害群之馬，監管機構若不能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其對行業、對市場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如何鏟除“牌照產業”土壤？

綜上所述，實際存在的“牌照產業”土壤不利于行業發展、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應通過優化完善制度、強化提升監管能力逐漸鏟除產生“牌照產業”的土壤。強調鏟除“牌照產業”土壤，不是不要審批，而是要摒除審批和監管中長期存在的忽冷忽熱、畸輕畸重、一哄而起、一喝而散的各種隨意行為。這不僅是解決當前金融業“脫實向虛”問題的需要，也是提升行業發展和市場效率的需要，更是未來熨平經濟波動波幅的需要。

欲解決多年來在中國的一些領域存在的行業管理張弛無度、冷熱無常的不正常現象，鏟除所謂的"牌照產業"土壤，中國唯一能選擇的路向就是擴大市場開放程度，持續、系統地提升行業的監管能力和水平。監管機構首先要對所有申請方持一致的公平標準，只對市場欲進入者做資格審定把關，而不做其他的條件預設，對已進入者要實行一致的監督管理標準，而不再予以任何的關照和例外，要牢牢盯住核心監管區域可能發生的風險，一是嚴格防止不合格投資者成為獲準牌照機構股東，防止股東不當干預機構經營，防止股東不當占用機構資源;二是要嚴控資本充足率、償付能力等資本約束的紅線，讓優勝劣汰真正成為市場的運行規則，否則，談什么控制金融風險、打破剛性兌付都是坐而論道、紙上談兵。

中共十九大已對中國社會經濟運行的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斷，并要求繼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推進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做出了系統部署，對中國金融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務和發展要求，因此今后一個時期中國金融領域不僅要努力解決“脫實向虛”的問題，更要致力解決如何“向實”的問題，因為抑止了“向虛”問題不等于解決了“向實”問題，重點要解決中國金融業供給質量不高、金融市場效率不高的問題。

中國現已進入由要素推動經濟增長向財富推動經濟增長的轉折時期，社會將更多地產生獲得更經濟、便捷金融服務的需要，產生個人、企業財富獲得更好管理服務、擴大價值空間的需要，包括多幣種、多產品、多市場、多地域的管理服務，產生自身的金融安排、金融交易風險能得到緩沖、化解的風險管理需要，產生存量資產的再資本化、有機放大資本效應的需要，產生盡快改善落后的投融資體系，彌補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短板的需要……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市場準入方面有所著力方能奏效，這應是監管者與投資者在未來數年共同努力走好的一盤大棋，也是推進中國金融業走向新的境界的重要一步。

而在當前處理存量金融風險、防范增量金融風險過程中，既要防止出現一刀切、發生“處理風險”的風險的狀況，實現本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的目標，又要防止再度滋生“牌照產業”審批的土壤，好在中央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當成了今后三年的任務之一提了出來，而不是一件一時三刻就要完成的事。(某國有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曾在香港及內地創建多家產險、壽險公司并任董事長、總裁 關浣非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