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國家衛健委等17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從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7方面提出20項具體措施。

出臺實施意見的背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人口負增長。

今年7月，聯合國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報告提出，中國最早可能在2023年出現人口負增長。隨后在8月初，國家衛健委在《求是》雜志發文指出，中國總人口增速明顯放緩，“十四五”期間將進入負增長階段。

人口負增長，這對人口總量14億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說，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之前我們說過，因瘟疫、戰爭、饑荒等人口系統之外的因素導致的負增長，當社會秩序穩定后會延續人口自身發展規律重回正增長的軌道。而我們即將面對的人口負增長則不同，這是由于人口學機制導致的長期且難以逆轉的負增長，其影響也更為深遠復雜。

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

人口負增長現象成世界趨勢

2021年末中國人口14.126億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創下60年來新低，自然增長率僅為0.34‰。

事實上整體來看，近年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呈下降趨勢。其中有11個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值，包括黑龍江、遼寧、吉林、重慶、內蒙古、湖南、湖北、上海、江蘇、河北、山西。

人口負增長現象不只出現在中國，放眼全球，目前出現人口負增長的主要是發達國家。

據不完全統計，德國、意大利、波蘭、西班牙、俄羅斯、瑞典、日本、韓國、新加坡等20個國家都已經出現了人口負增長現象。

人口死亡率相對穩定的今天，人口負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低生育率。

總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國際上通常以2.1作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說，考慮到死亡風險后，平均每對夫婦大約需要生育2.1個孩子才能使上下兩代人之間人數相等。

2020年約93個國家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主要包括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和所有歐洲、北美洲國家，韓國總和生育率為世界最低。35個國家總和生育率高于4，其中91%的國家來自非洲。

中國總和生育率處于世界偏低水平，且新世紀以來一直在低位徘徊。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相對越低，但是中國卻是例外，202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15，低于高收入國家。

年輕人為啥不愿生孩子了?

生育基礎削弱、生育成本上升是影響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婦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地位不斷提高，而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降低。“十三五”時期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規模已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40萬左右。據估計，“十四五”時期，生育旺盛期婦女規模將加速下降，從2020年的1.45億降至2025年的1.14億，年均減少620萬人左右。

生育意愿降低，與婚育觀念改變也有關聯。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2013-2019年離結比從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主要初育年齡從20-27歲推遲到22-29歲。

25-30歲是生育旺盛群體，90后成為生育主體。而他們對于婚姻觀念、生活品質以及自身發展要求與前幾代人差異較大。該群體初婚初育年齡延后，不婚不育比例上升。

房價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8%，全球前十大高房價城市中國占了一半。許多大城市的托育資源也較為緊張，1997-2019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

此外，住房、教育、就業等因素帶來的多重壓力也是造成人們“不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人均消費支出估算，在杭州0-17歲城鎮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1004934元;0-17歲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5087元。如果再算上機會成本和時間成本，家庭的付出就更大了。

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

預計我國只用22年

人口負增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拐點”是一個時間段而非具體時點。從表面上看，人口負增長是人口數量的變化，實際上卻是人口和社會本身發生了深刻變化。

總人口的負增長往往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預計2035年前后我國將進入人口重度老齡化階段，60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30%。從老齡化速度看，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日本用了24年、德國用了40年、法國用了126年，而我國預計只用約22年。

目前，日本、意大利等21國已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西班牙等36國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大部分為西歐發達國家。日本是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老年人口占比高達28.4%。

長期看，人口規模縮減和年齡結構老化加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向影響將逐漸凸顯。

在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1947-1990年，日本的出生率從34‰變為10‰;從1990年開始，日本勞動年齡人口達到頂峰，然后開始下降，人口紅利結束，日本經濟規模從接近美國，到開始停滯不前。

應對人口負增長，杭州怎么辦?

為了抑制人口負增長，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浙江在不久前出臺《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意見》，《實施意見》包括6個部分，22條細則，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比如婚假、產假、護理假、育兒假等假期不得納入事假范疇，男方護理假可在女方產假期限內靈活休假。在子女3周歲內，鼓勵用人單位允許適宜遠程辦公的職工居家辦公。

再比如，適度提高三孩家庭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適當提高0—6周歲嬰幼兒醫療費用報銷比例;在女性勞動者產假期間給予用人單位50%的社會保險補貼;推廣以家庭照護、社區統籌、社會興辦、單位自建和幼兒園辦托班等5種模式為主，社區驛站、家庭托育點為補充的“5+X”辦托模式等等。

杭州市也正式調整生育保險政策。今年7月開始執行“新政”，進一步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面，落實“三孩”生育保險待遇和生育津貼等。在公積金貸款方面，杭州規定三孩家庭公積金貸款額度可上浮20%;三孩家庭無房租賃住房提取住房公積金的，提取額度上浮50%。

此外，在降低嬰幼兒養育成本方面，杭州還專門制定《杭州市“一老一小”整體解決方案》，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兒童友好型城市”，每個鄉鎮(街道)至少有一家普惠性托育機構;探索實施社區(村)家長互助、臨時托管等公益服務;公益場所要建設母嬰室、兒童休閑區，鼓勵設置少兒圖書館等。

對于中國即將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不少學者也認為不必過于擔憂。

浙大社調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志軍表示，“人口不必然是負擔，也不必然是資源，大可不必為生多生少而陷入社會焦慮”。他認為，不能簡單盯著人口數量的增減和人口結構的變動，還得看人口質量、技術發展和制度調整等因素。

上海高毅資產管理合伙企業投資部研究專員袁越也有相同看法：“縱觀各國的發展歷史，狹義人口紅利并非經濟增長核心驅動力。為確保經濟長期增長，最終必然要經歷從要素投入規模擴張向要素配置優化與效率提升的轉型。”

“人口是發展基礎，創新才是強盛關鍵。”劉志軍說，應積極進行智能化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多邊人口流動與移民，修改完善教育及勞動就業制度，推進養老及醫療體系建設，讓國家和社會能夠順利地適應人口再生產模式轉變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撫養比、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新趨勢，實現人口問題上的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