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山歷史悠久，宋韻文化厚重，亮點紛呈，表現多元，承載于蕭山的水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方言文化、地名文化等各種歷史文化之中。蕭山之所以宋韻文化如此深厚，原因在于南宋建都杭州，蕭山是僅與其一江之隔的衛星城;有令人仰慕的優越山水環境;社會各種文化現象的影響。我們要通過各種途徑擦亮蕭山的宋韻文化，為蕭山文化添彩，助推經濟社會之發展。

蕭山歷史悠久，文化深厚。有8000年的跨湖橋文化，有逾越2000年、經久不衰的越文化，有與中國共產黨一起誕生的紅色文化等。這些蕭山人比較熟悉，甚至可能如數家珍。但蕭山還有大家比較陌生的、卻草蛇灰線般濃厚的宋韻文化。宋朝是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朝代，文化底蘊深厚。奧地利學者康拉德·洛倫茨說：“文化可以說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活動方式，它存在于人們生活的一切環節之中，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人與周圍環境之間各種不同關系和聯系。它既以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方式和成果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也在社會設置、慣例、習俗、傳統，以及生活方式和價值定向這些抽象形式得到體現”。但其中只有“蘊含的優秀文明元素、內在精神和傳延至今的文化價值”才能謂之宋韻文化(陳野：《從實踐價值出發推進宋韻文化研究》)。

蕭山宋韻文化厚重，亮點紛呈，表現多元，承載于蕭山的水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方言文化等各種歷史文化之中。

水文化中的“宋韻”

蕭山位于錢塘江南岸，是典型的江南水鄉。江河湖溪皆有。北瀕的錢塘江，流經上游新安江、中游富春江后，流至蕭山聞堰，最后繞蕭山之北而注入杭州灣。錢塘江涌潮氣勢雄偉，景觀奇特，唐代就是一條詩路。至宋更是詩詞之路，歌詠錢江潮的詞賦眾多。這方面的書籍甚多，如褚云皎的《天下奇觀錢江潮》(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有宋詩59首。最有名的數宋范仲淹的《和運使舍人觀潮次韻》：“海面雪霆聚，江心瀑布橫”、潘閬《灑泉子·長憶觀潮》：“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我們經常說唐風宋韻，這些歌詠錢塘江涌潮的詩賦是宋韻文化的極品。

湘湖至今已有九百年，其中的宋韻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成湖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但僅十多年時間，進入了南宋。

南宋紹興二十八年縣丞趙善濟制定出《均水法》，對九鄉農田，按地勢高低定出從第一至第六霪穴的放水順序，并規定沿湖18個霪穴的放水量;淳熙九年縣令顧沖，對其進一步完善，規定《湘湖均水約束記》，適當削減8個鄉供水量，增加許賢鄉的用水，同時規定放水、停水時間，刻石立碑，以示遵守。約30年后，郭淵明任蕭山知縣，宣布山腳與湖體之間土色的界線，“湘湖金線”由此誕生。從此，湘湖管理有序，進入繁榮期。所以，周易藻說“湘湖水利始于楊，成于顧”，美國學者蕭邦齊也在他的《湘湖——九個世紀的中國世事》中寫道：“湘湖最初的一百年，那時四位著名的官員——楊時、趙善濟、顧沖和郭淵明——創建了此湖”，把趙善濟、顧沖和郭淵明也作為湘湖的創始人。可見，湘湖開筑于北宋末，完善于南宋，積淀著濃濃的宋韻文化。

浙東運河也同樣。宋代經過對運河的多次整治，不但可以向東經由姚江通達寧波，而且航運條件也大為改觀。自蕭山至會稽的“運河水路”“勝舟五百石”。浙東運河的對外功能更加突出，水上運輸更加繁忙。“宋代的對日本，對朝鮮和對南洋諸國的貿易和文化交流，極大比例就是循此路往來。”(潘承玉：《浙東運河，中國大陸連通外部世界的千年大動脈》)而日本、高麗、真臘、占城、大食等國的外商，來浙貿易也是從浙東運河入境，或至杭州，或再至北方。北宋派員出使東南亞諸國，走的也是此條水路，南宋定都杭州后，更是如此。2019年11月中旬，蕭山主辦的“浙東運河沿岸文旅融合路徑暨地方文獻開發研討會”，將論文集定名為“中華文明外傳之路”就是這個含義。但凡中國對外，或是外商抵中，走此路的，必定經由蕭山。可見，浙東運河也是一條積淀濃厚宋韻文化的水路。

以上水文化僅以一江(錢塘江)一湖(湘湖)一河(浙東運河)為例，說明蕭山的水文化有著滿滿的宋韻文化。

名人文化中的“宋韻”

蕭山名人文化也非常豐厚。作者與朱淼水先生合著的拙作《百位名人與蕭山》，涉及兩宋名人多多。北宋名臣范仲淹于寫《岳陽樓記》的前6年，即1038年抵達蕭山，寫下了《江城》和《題廣惠寺》(廣惠寺位于戴村孝悌鄉)兩詩;南宋愛國詩人陸游與蕭山可謂常來常往，或是專程，或是途經，正如他自己的《蕭山》詩中所言：“浮家從此往來頻”。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于紹興年間經蕭山前往諸暨探訪隱居在白鶴山下的好友陳協。來到歡潭村口因天氣炎熱，偕同將士們一起喝路邊小潭里的水。為紀念岳飛這位民族英雄，人們將小潭拓寬，筑成直徑3米左右的七角潭，并刻上碑文，成為“歡潭”。

名人文化中，兩宋有七位皇帝與蕭山的關系非常密切。南宋開國皇帝趙構(1107—1187)，即宋高宗，宋朝第十位皇帝。他是北宋靖康年間在金兵進犯的動亂中即位的，建炎元年正式稱帝。但北方的金兵仍野心勃勃，欲亡宋朝，大舉南下，趙構只得倉促逃至臨安(今杭州)，但金兵依然窮追不舍，他無奈渡過錢塘江，經蕭山逃至溫州、臺州沿海一帶。不久，在岳飛等愛國將領的奮勇抗擊之下，加上金兵孤軍深入難以維持，退至長江以北。趙構才被迎至越州(今紹興)，于紹興五年正月十四定都臨安(今杭州)，坐穩了半壁江山的皇帝寶座。

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史料記載，宋高宗浙東運河行程不下5次，其中3次經過蕭山。第一次，于建炎三年十月戊寅，趙構從平江府(今蘇州)出發走水路，于癸未到達臨安。庚寅，御舟過錢塘江駕臨蕭山，經西興運河，壬辰到越州。1987版《蕭山縣志》也寫道：“高宗趙構南逃，停宿蕭山，后逃往溫州”。

第二次，從越州至錢清(時屬蕭山)，再返越州。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趙構由越州返臨安，當晚舟行錢清堰時，奏報宋師敗績，金兵已渡長江。他只好于次日返回越州，改由浙東入海。

第三次，從紹興返臨安。紹興二年正月壬寅，趙構御舟從紹興西行，晚上至錢清堰，甲辰至蕭山，乙巳候潮渡江，丙午至臨安府，前后共4天。趙構回到了臨安后，設置百官，政權才漸趨穩定。

因趙構多次途經蕭山，使蕭山民間留下許多意蘊深遠的歷史故事，如“泥馬渡康王”等。

南宋的六位皇帝死后都葬于紹興上皇山(紹興市區東南18公里的富盛鎮寶山內，亦稱紹興茶場)，世稱宋六陵。后寶山之地亦改稱攢宮，是江南規模最大的皇陵區。六位皇帝的靈柩均經蕭山官河而抵達紹興。史料均有記載，趙構的記載尤詳。當朝大臣周必大所作的《思陵錄》曰：淳熙十五年正月初十，陵墓動工修建，至三月十二畢工，歷時二個月零二天。三月十八開始出殯，從新開門(在杭州清河坊與望江門之間)出發，登舟渡錢塘江抵達西興。由馬車送行二三里至運河埠頭，由108只大船開道，104只押后，自黎明出發，至蕭山縣城江寺已經是傍晚，在江寺宿夜，十九日再行35里至白鶴橋(今衙前)午餐，后又前進15里至錢清江邊。因當時錢清江水位低于運河，兩岸設壩，至錢清江漲潮與運河水位相平，才能拖壩過江，因此船隊到錢清時又是夜晚。二十日續行，在柯橋休息用膳后，至晚進入紹興城。這支由二百多只船只組成的出殯隊伍，從出發，橫渡錢塘江，穿越蕭山的古運河，歷時5天，才最后抵達紹興上皇山山麓墓地。

南宋趙構皇帝后的其他五位皇帝，即孝宗于淳熙十六年六月崩、光宗于紹熙五年八月崩、寧宗于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崩、理宗于景定五年十月崩、度宗于咸淳十年七月崩后出殯，均經由蕭山運河至紹興上皇山，大致情況相同。其中的宋理宗，還有一個與蕭山的故事。蕭山竹林寺，原在現城廂街道城河惠濟橋北堍，南齊(497—502)時，悟真和尚所建，始稱“吉崇寺”，后因此地“紫竹成林”，竹影婆娑，改名為竹林寺。至后晉天福八年，高曇禪師“得異授而興醫業”，積資籌金在原址上重建寺院，名為“資國看經院”。高曇就是竹林寺婦科的創始人。北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賜為“惠通院”。

南宋紹定六年六月，宋代的第十四位皇帝，即南宋的第五位皇帝宋理宗趙昀的謝皇后患了重病，久治不愈。后召竹林寺五世僧靜暹入宮為謝皇后治病。靜暹禪師對婦科很有研究，醫術高超，極危極險之病，一經他手便化險為夷。靜暹用秘方一劑，謝皇后頓時病愈。宋理宗大喜，當即頒封靜暹為“醫王”，并親筆御書“惠濟寺”，又敕賜“曉庵”(靜暹法號)、“藥室”兩匾，并誥曰：“種德種杏，壽國壽人，朕惟賜額曉庵，敕惠寺濟，乃祖乃師，爾徒爾孫，建王十世，俾壽千春。”自宋理宗敕賜以后，竹林寺土木大興，寺宇頓時壯觀，名聲遠播。

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徽宗、徽宗鄭后、高宗邢后等陵以及眾多皇室大臣之墓亦建于紹興宋六陵，他們死后的靈柩也大多經由蕭山，也有許多“故事”。

宗教文化中的“宋韻”

佛教產生于公元前6世紀的印度。兩漢之際傳入中國，漢獻帝末年至三國吳時，開始在江南傳播。于晉朝傳入蕭山。南朝時，封建統治者大力提倡崇敬佛法，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陳后主等莫不給予政治上的保護和經濟上的支持，尊禮高僧。南齊宰相竟陵王蕭子良，為僧眾設齋，親自給他們端水送飯。梁武帝時，將佛教定為國教，佛教的影響空前擴大。

蕭山佛道兩教同時呈興盛景象的是在宋朝。佛教除一些舊的寺院重建外，還新建了很多的新寺院。北宋建隆元年重建衹園寺，新建的如百步寺，建于北宋乾德二年、曹山寺建于乾德四年、地藏寺建于熙寧六年、先照寺建成于南宋年間、崇福寺(今楊岐寺)建于南宋嘉定二年，普福庵和施水庵建于寶慶年間，延慶寺建于淳祐元年、冠山寺建于咸淳元年、慈濟寺建于咸淳年間。據李維松先生研究，宋代建成的還有羅峰寺、元興寺、龍泉寺、元興寺、太平庵等，同時建成一大批土谷祠。

道教，建成樓塔回龍庵、河上巖將廟、所前大山廟、義橋瀲堰廟。張夏因治理錢塘江成績卓著，蕭山民眾尊其為水神，沿江都立廟祀奉。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后，因趙構信奉道教，助長了蕭山道教的流傳與發展，建起了蒙山老岳廟、瓜瀝長巷廟、南陽黃山廟等一批道教建筑。

宋代寺院的發展對后世佛教在蕭山的弘揚，起著很大的影響，尤其對臨濟宗在蕭山的傳播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總之，蕭山的宗教文化，與兩宋關系極為密切，宋韻文化極其深厚。

移民文化中的“宋韻”

蕭山歷史上曾有五次移民高潮。其中兩宋之間，是第二個高潮期。許多姓氏，如趙、王、陳、李，都是此時進入蕭山的。1987年版《蕭山縣志》介紹蕭山大姓來歷15個，其中有7個來自這一時期。特別是陳、王兩姓遷入蕭山后迅速向周邊輻射，成為目前蕭山人口最多的兩姓，所以蕭山有“遍地王，邋遢陳(塵)”之說。據史載，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蕭山全縣為23086戶，39453丁，到南宋嘉泰元年(1201)已發展到29063戶，44643丁。他們主要生活在蕭山的中部地區湘湖周邊。他們不僅將他們本土的風俗、文化直接帶到蕭山，在為蕭山的開發增加勞力，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經驗和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同時，促進蕭山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的巨大變化。為養活新增人口，掀起了開墾湘湖周邊荒地的熱潮，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和手工業、商業的繁榮。

除上述載體外，宋韻文化其他尚存在于蕭山的地名文化，如湘湖、歡潭、岳駐等;宗譜文化，如《古越蕭南丁氏宗譜》，創修于南宋開禧元年(1205)、《蕭山桃源朱氏宗譜》創修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方言文化等之中。